今年上海書展期間,諾德豪斯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第一本專著《氣候賭場:全球變暖的風險、不確定性與經(jīng)濟學》在上海圖書館舉行了首發(fā)式。哈佛大學原校長、曾擔任過美國政府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這樣評論此書:“在氣候變化政策方面,諾德豪斯是全世界思路最清晰、最有學識,同時也是最嚴謹?shù)乃枷爰抑?。從這本書中,我們能獲得的具有洞察力的觀點和睿智的建議,遠勝于許多圖書館?!?/div>
首發(fā)式上,譯者、經(jīng)濟學家梁小民為在場讀者做了一個為時兩小時的講座。這位年過七旬的學者興趣多元、涉獵廣泛,至今依然保持著一年300本書的閱讀量。諾德豪斯的研究讓他想起了《崩潰》——在那本書里,美國著名生物學家及科普作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介紹了許多文明走向衰落的原因,其中,“瑪雅文明的衰落就是因為氣候和環(huán)境的因素”。梁小民還提到自己看過的災難片《后天》《2012》《海平面上升》等,“其實這些電影里反映的,就是當氣候變化突破了臨界點以后所出現(xiàn)的一種不可預測的災難性變化?!?/div>
目前人類面臨的氣候問題,主要是指氣候變暖,而導致氣候變暖的主因,則是溫室氣體排放,其中尤以二氧化碳惰性最強、最難處理。極端溫度、降雨形式、風暴、積雪、河川徑流等都會受氣候變暖影響。工業(yè)革命前,人類生活產(chǎn)生的二氧化碳可以通過生態(tài)系統(tǒng)消化,但工業(yè)革命后,人口急劇增加,燃料的大量使用,使得整個系統(tǒng)已經(jīng)不堪重負。
相比于瑪雅古文明遭遇的覆滅和電影里世界末日的可怖景象,今天的世界似乎還沒那么危險,但文藝作品給出的警告并非危言聳聽。英國著名氣候變化研究專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H.Stern)曾根據(jù)自己的估算得出結論: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在今后200年內,全球可能因氣候變暖損失的成本,占GDP的5%~20%,相當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大蕭條損失的總和。與特朗普一句輕描淡寫的“可能會再變回來”不同,科學家們早已對氣候變暖憂心忡忡。
諾德豪斯警告人們,“作為形成人類與自然在無限未來的輪廓的一種力量,全球變暖應該與暴力沖突和經(jīng)濟蕭條等同視之”。但他也強調,扭轉局面的希望還是有的,“我們剛剛進入氣候賭場,還有時間全面改變,并走出來”。他的這本《氣候賭場》,正是要向公眾傳達與氣候變暖相關的自然科學、經(jīng)濟學和政治學內容,并提出一些可能的補救措施。
早在1970年代,諾德豪斯就已經(jīng)發(fā)展出了研究氣候變暖的經(jīng)濟學方法。在他之前,氣候經(jīng)濟學還是一片荒蕪之地,充滿了不確定性,經(jīng)濟學家們都不敢輕易涉足。諾德豪斯建立了兩個模型,即綜合的氣候-經(jīng)濟模型(DICE)以及與此相關的地區(qū)模型(RICE),那是他蜚聲國際學界的關鍵成就,也堪稱龐然大物。這兩個模型,覆蓋了從能源消耗、碳排放、氣候變化直到經(jīng)濟和政策變化等各種復雜變量。之后30年間,利用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和新數(shù)據(jù),諾德豪斯又不斷調整分析框架,讓模型逐漸逼近現(xiàn)實。
“相比于其他研究氣候變化的理論和模型,諾德豪斯的研究的最大特點,就是他綜合考慮了很多動態(tài)因素,因而更可靠”,梁小民說。他舉了羅馬俱樂部的例子與之對比。羅馬俱樂部曾預言,如果到1976年人口不停止增長,人類社會將于2100年之前崩潰。在梁小民看來,這樣的預言忽視了人類的自我調控能力,是以靜態(tài)的眼光預測未來。諾德豪斯則充分考慮了人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技術變化以及市場調節(jié)等因素。
主張政府靈活干預
如果算上合著,《氣候賭場》并不是諾德豪斯的論著第一次與中國內地讀者見面。首版于1948年、由保羅·薩繆爾森所著的《經(jīng)濟學》一書,對世界經(jīng)濟學界的影響持續(xù)了半個多世紀。直到晚年,薩繆爾森還在不斷修訂這部巨著,同時,他也希望找一位有成就的年輕學者與他共同完成這個任務。當時已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諾德豪斯正是老人家挑中的人選。1985年以后的新版《經(jīng)濟學》,就是兩人合作的成果。作為薩繆爾森的高足,諾德豪斯也是一位凱恩斯主義者,主張政府干預。“這種干預并不是事先制定宏觀經(jīng)濟政策,而是一種相機行事的靈活干預?!绷盒∶裾f。
對環(huán)保,諾德豪斯也有過天馬行空的想象。他曾提出一個假想,用轉基因方法培育一種生態(tài)樹,專吃“二氧化碳”。當然,要把這樣的樹種遍全世界,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作為經(jīng)濟學家,他最終還是把希望寄托在“價格”這個市場調節(jié)工具上。只不過,碳排放的價格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價格,它不能由市場決定,而必須是由政府出面干預?!拔覀兛隙ú荒芤揽孔杂墒袌鼋鉀Q辦法,這意味著碳排放的零價格。”
目前,世界上并存兩種碳價方案,一種是碳稅,即政府對二氧化碳排放的社會成本進行征稅;第二種是“總量管制與交易”,即政府制定一個允許排放總量,分配給污染者,并允許污染者之間對額度進行交易。后一種方法在《京都議定書》中提出,并在歐盟得到了實際使用。諾德豪斯比較了兩種方法的不同,還提出了綜合之道。不過,梁小民認為,諾德豪斯還是更偏愛稅收的方式。碳稅的實質就是碳排放價格。
但要真正實現(xiàn)“碳價”的調節(jié)作用,首先要形成一個“市場”,而這個“市場”,又必須建立在全球通力合作的框架之上。曾擔任卡特總統(tǒng)經(jīng)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的諾德豪斯也深知,這種跨國合作十分困難。一方面,在反對方一邊,存在著一股強大的經(jīng)濟力量,就像當年的煙草行業(yè)對禁煙者的反撲一樣,這股力量正在迷惑公眾;另一方面,在國際協(xié)同上,民族、國家、黨派、經(jīng)濟團體等的利益紛爭始終存在。“各國在政策事實上也幾乎沒有取得進展”,大家都希望搭上他國
減排的便車,自己卻不愿意放棄短期經(jīng)濟利益,這就構成了一種“囚徒困境”。結果是,國家之間相互扯皮,最終只是鬧得不歡而散。在這本寫給普通民眾的書里,諾德豪斯直言不諱地對美國提出了批評,同時,他也希望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能夠擔負起更多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