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些年，聯合國氣候談判走得磕磕絆絆。即便是當初廣受關注的2009年哥本哈根峰會，也還是沒有幫助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地區(qū)就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劃分達成一致。這一次，主辦方采取了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要求各國分別提交自己的碳排放縮減計劃，并以此作為未來碳縮減的基礎措施。與此同時，低碳科技成本大幅下降，中美合作交流增多，這些或許都會幫助這190多個國家在此次巴黎峰會上攜起手來。但是不可否認，主要障礙和潛在陷阱還依舊存在。

比爾：這次談判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因為中國已經肩負起了領導責任，并開始與美國在幾大重要領域展開合作，比如削減排放、提高能效和碳捕捉等等。美國方面的表現也與哥本哈根峰會時期有所不同，因為這次他們得到了來自奧巴馬政府的多項支持。中美兩國，以及包括主辦國法國在內的眾多國家，都在積極調動本國外交資源，努力推動協議的最終達成。機不可失，這一點大家都明白。但是要達成最終一致，面對的阻礙還有很多。在這一過程中，各國政要也要面對重重挑戰(zhàn)。我希望會談可以延期到12月12日周六那天，甚至是再多一天。今年的大會應該是在12月11日星期五結束，但這種會議很少能在官方截止日期閉幕。如果能在會議剛一開始就把世界各國領導人聚集在一起，那無疑是取得進展的絕佳時機，效果要遠好于臨近會議結束的時候。怕就怕有些國家的領導人聲明意見相左，難以調和。聯合國氣象對話之德班平臺（ADP）將于12月5日發(fā)表一篇文章，并對其中的主要問題進行集中解答。這無疑將會對最終的結果產生重大的影響。

比爾：幾大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是否能夠下定決心幫助世界走上遠離氣候變暖的道路，對于這一點，各方質疑頗多。顯然，僅僅依靠巴黎會談一紙協議就讓大眾相信相關國家已經采取了必要措施來挽救氣候變化危機，這實在是不大可能。《國家資助貢獻預案》中設立的目標只到2030年，而且遠高于許多小型島嶼國家要求的1.5攝氏度的溫控標準。如果這個標準無法達到，必將引發(fā)一場危機。目前發(fā)達國家提出的措施根本無法保證實現2攝氏度的溫控目標——所以在最終協議中添加一份“每五年進行一次審查“的條例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比爾：這些受氣候變化威脅最嚴重的國家，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份令人信服的財政解決整體方案，并對資金來源和使用方式進行詳盡說明。這些國家的外長總要帶點“實際收獲”才能回國。同時，這些國家還希望就“損失和損害”條款達成一致（包括有效的賠償機制）。而我覺得不管發(fā)達富裕國家或者中印這樣的排放大戶給他們施加多少壓力，他們都會全力爭取這一權利。對于發(fā)達國家采取的“統(tǒng)一監(jiān)控、報告和證實“模式（MRV），一些發(fā)展中國家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他們覺得這是要把減排任務強加到他們頭上。

比爾：美國一定不會簽署一份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因為這需要經由美國參議院批準（顯然后者不會允許協議通過）。而那些脆弱的小國家則覺得無法接受一份沒有法律效力的協議。小型島嶼國家或許也不會接受沒有5年審查機制的協議條款。退一步講，即便協議中包括了5年審查條款，那么具體的審查到底應該包括什么？具體的審查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否會包括進一步的減排義務？這些國家是否愿意提高減排熱情？這樣的審查是否能夠及時彌補排放缺口？如果我們在未來十年不能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那么想要避免氣候變化失控恐怕就是難上加難了。所以，我們必須在協議中明確給出遏制排放曲線陡然上升的清晰步驟。

比爾：這次巴黎峰會，肯定少不了類似這樣影響最終協議結果的政治小風波。人們比較擔心的是委內瑞拉，因為它曾經挑起過事端，這次沒準又會使出什么絆子。想要把這些國家排除在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恐怕是無能為力。也許這回俄羅斯也會在協議談判中出點難題，但是也說不好，畢竟這個國家總是讓人摸不透。中東產油國當然不愿意把溫控目標限制在1.5攝氏度，而主要煤炭消費國（比如澳大利亞、韓國和日本）的想法恐怕也是如此。他們必定會想法阻礙將2050去碳化目標寫入此次協議。

中外對話：中國已經與美國簽訂了雙邊協議。所以在這次巴黎峰會上，印度就成了公認的需要被”安撫“的主要發(fā)展中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國？那么印度方面又是怎么想的呢？

比爾：印度在巴黎氣候會談中的角色對于會議成功與否至關重要——它肯定會引發(fā)許多政治爭論，而且沒準還會成為此次峰會的”一大阻礙“。如果協議內容符合印度的利益，它可能真的會這么做——不過印度的要求可不少，比如放棄1.5攝氏度溫控目標（因為按照這一要求，大型發(fā)展中國家必須要面對巨大的減排任務），不要法律性約束條款，不提供明確的適應和減排相關的金融以及技術路徑。總而言之，印度希望為自己謀得最大限度的靈活性。

翻譯：Estelle

約翰·麥克加里蒂是一名駐倫敦的記者及編輯。在加入中外對話之前，他曾在路透社和點碳新聞工作，專注于能源、氣候政策及低碳經濟的報道。他畢業(yè)于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學院歷史系，并在貝爾法斯特的阿爾斯特大學學習新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