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政治研究的焦點議題與局限
早在20世紀90年代，氣候變化就被納入了政治議事日程。氣候變化不僅重塑著21世紀的世界經濟秩序，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著21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應對氣候變化將導致國際關系格局的重大調整（張海濱，2009）。從政治學視角來看，甚至IPCC都不是一個科學研究機構，而是一個吸收了氣候科學家的政治機構（強世功，2009），因為它所發(fā)布的評估報告涉及了大量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要素，會極大地影響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在氣候政治中，各國處于典型的“囚徒困境”中：雖然各國可以從合作中獲益，但它們同時又都有自由行動的動機。
氣候變化研究的政治工具化需要警惕。2009年的“氣候門”事件讓人們質疑氣候科學家已經成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或是將氣候變化這一科學問題有意夸大，引起公眾和政府關注，從而有利于他們獲取科研經費。美國前副總統(tǒng)戈爾通過宣傳氣候變化和環(huán)境保護而獲得諾貝爾獎，使氣候變化問題成為其總統(tǒng)競選拉票的工具。有人甚至懷疑IPCC都在偽造數據，以阻止發(fā)展中國家享受化石燃料帶來的發(fā)展（邁克爾·諾斯科特，2010）。就連神學家們也發(fā)現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與《圣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有相似之處，因此宣揚氣候變化有助于基督教獲得新的證據。這些都使氣候變化從純粹的科學問題演變?yōu)檎螌ぷ鈫栴}，使“科學政治化”。雖然氣候變化問題可能會被政治利用，但即使氣候變化的結論被誤導、誤用，甚至可能是錯誤的，為氣候變化而進行的減排和環(huán)境保護還是能夠使人類受益的。氣候科學本身應當是價值中立的，但人們如何對待氣候變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倫理價值問題。
氣候變化引發(fā)了政治學領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質疑和批判。氣候變化對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戰(zhàn)，認為氣候變化是資本主義民主固有的缺陷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和自由主義不僅不能夠對環(huán)境危機做出充分的反應，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它們起的是催化劑的作用。資本主義并不像看上去那樣靈活有效，實際上，它會有力地扼殺變革，并加重我們在氣候變化上的無所作為；資本主義需要摒棄自由市場的核心意識形態(tài)，重建世界經濟，重構政治制度，以此來緩解、應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Naomi Klein，2014）。全球變暖是資本主義迅速而不平衡的發(fā)展帶來的間接損害，并且資本主義缺乏使其了解和適應氣候系統(tǒng)的感官（塞維斯·斯托姆，2013）。資本主義的捍衛(wèi)者們則否認氣候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并且聲稱資本主義完全可以通過自由市場和技術創(chuàng)新來應對氣候變化，而無需改變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試圖將市場與技術的合理性變成政治的合理性。他們把氣候危機當成了資本主義利潤增長的新機會，甚至宣稱全球變暖的挑戰(zhàn)給資本主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投資和增長回報的最大機會。資本主義希望技術能夠消除地球的極限或推遲極限的到來，并提高地球承載力。在資本主義社會，技術作為解放者就是一個虛構的謊言，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所預言的那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當前國際氣候政治在本質上延續(xù)了“生態(tài)帝國主義”邏輯，也是阻礙全球氣候治理的內在障礙（郇慶治，2016）。可見，氣候變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如果社會主義制度能夠較好地解決氣候危機，必將進一步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
對氣候變化與人權關系的探討是氣候政治領域關注的重點之一。這一問題在2007年的巴厘島會議上被小島國聯(lián)盟（AOSIS）正式提上國際氣候合作議程。太平洋島國圖瓦盧宣布其將因海平面上升而放棄家園。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于2008年著手進行“氣候變化與人權關系”的相關研究。從人權視角看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生存排放權，這種權利應當按人口平等分配（Henry Shue，1993）。從國際法律制度層面，對氣候難民遷徙權的保障，是享有生命權、健康權和人格尊嚴權等重要人權的基礎（孫華玲，2013）。碳排放權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環(huán)境權利，既不容許個人獨占，也不容許一個人剝奪他人的這種權利（黃小喜，2012）。將碳排放界定為一種人權，有助于弱勢群體的保護，也有利于維護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然而，每個人需要多少碳排放權？如果剩余的大氣安全排放空間無法滿足所有個體的碳排放權，那么該如何分配這種權利？
國際關系和國家安全問題也是氣候政治的關注領域。氣候變化會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產生廣泛的影響，因此，中國應當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框架下統(tǒng)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董勤認為（2009），政府首腦更替、對環(huán)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權衡都不是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的真正理由，對安全利益的權衡才是美國拒絕《京都議定書》的重要因素，并且安全利益將繼續(xù)成為影響美國氣候變化方面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國際氣候合作已經深化為一種政治博弈，其中充斥著對“國際氣候話語權”的爭奪。在國際氣候合作的政治機制問題上，羅伯特·基歐漢認為（2016），美國的帶頭行動是促使中國減排的必要條件。國際氣候合作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國際政治信任不足，而協(xié)商民主機制可以擴大、加深或鞏固國際政治信任，從而為國際氣候合作提供制度基礎（蘇向榮，2016）。國際氣候合作機制政治學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過于注重國際關系與政治博弈的策略分析，認為僅僅依賴國際氣候合作程序與機制的設計與制度的重組，就足以解決當前的國際氣候合作困局，卻忽略了造成國際氣候政治沖突背后的倫理價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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